公元1386年由朱元璋率领的起义军，驱逐了蒙古族的统治者，建都于南京，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明帝国统治中国近300年(公元1368~ 1644年)。

因为明代是从蒙古贵族手中夺取来的政权，所以对整顿和恢复汉族礼仪十分重视。首先禁胡服、胡语、胡姓(指蒙古族的服饰、语言)，明太祖朱元璋根据汉族的传统，“上承周汉，下取唐宋”，重新制定了服饰制度。洪武二十六年，将原定的服饰制度作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以后数百年内冠服制未曾有变，其形制在之后的戏曲剧装、民间婚俗中得以继承。

明代经过一系列安养生息的措施后，经济得以恢复，工商业人口不断增加，尤其是纺织业得以长足的发展，出现了苏州、杭州、南京、北京、嘉兴、福州等一批专业生产地区。

明代公服在洪武二十六年制定为:衣用盘领右衽袍（盘领即圆领），袖宽三尺。材料用红丝，或用纱罗绢。袍服所用的纹样及颜色因官职级别而异:一至四品官，用绯色;五至七品官，用青色;八至九品官，用绿色。所织纹样，一品官用大朵花，径五寸;二品官用小朵花，径三寸;三品官用散花，无枝叶，径二寸；四品，五品官小朵花，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官小朵花，径一寸；官职八品以下，袍服无纹。

头戴乌纱帽穿袍服的一品文官

洪武二十四年制定职官常服用补子，补子的纹饰有严格规定，以区别文武官职和品级。根据官位不同，纹样形式亦不同。文官的补子图案用飞禽，武将的补子用猛兽。补子是块40~ 50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到官服上，胸背各一片。

幞（fú）头在明代已成为统治阶层的专用头衣。常服中的幞头称为乌纱帽，前低后高，圆顶，两旁各插一翅，翅端钝圆，可拆卸，帽内通常用网巾束发。帝王常服所用的幞头名为“翼善冠”，折角向上，北京定陵出土的翼善冠用金丝做网编织而成。

翼善冠

明朝民间男子穿直裰又名直身，右衽、大袖的宽敞袍式，继承宋代式样，背间中缝直通到底，明朝时僧道也穿着此服装。明初儒生都穿蓝色四周镶黑色的直裰，时人称为蓝袍。《儒林外史》中的儒生，大多穿这类服饰。后举人、贡生改穿黑袍，生员(习称秀才)仍穿蓝袍。职位卑下者一般穿青色布衣。市井富民，虽穿纱细绫罗，但颜色只许用青、黑。

戴巾子穿直身袍的张卿子像

民间的冠帽常用巾和帽，明代除采用唐及宋的制度外，即使元代的，由于习用较久，因而也有部分保留，因此明代的巾帽是比较多样的。如“四方平定巾”、“东坡巾”、“平顶巾”“六合一统帽”等等。“六合一统帽”，又称小帽，即瓜皮帽，夏季用结棕或漆纱制作，冬季则用绒或毡，有六瓣、八瓣，上作平顶或圆形，用线缝合，顶上可结水晶或香木，下有帽檐。

四方平定巾

东坡巾

在明代，文化极为繁盛。思想界产生了王守仁、李贽等著名人物;小说成就辉煌，《水浒传》、《三国演义》及《西游记》等作品名闻于史;汤显祖、袁宏道及徐渭等文学艺术家领一时风骚;徐光启、宋应星、李时珍及徐霞客等学者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时，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

在农民起义中发迹并登上皇位的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安养生息”的措施，以防“民急则乱”。如采取垦荒、屯田的方式，重视棉、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棉花最大年产量达180万斤。明朝立国之初就规定农家每户必植桑两株，又设文思院、织染所、内织染所、针工局等国家机构加强国家对纺织匠人的管理，使丝绸产地不断扩大。

《天工开物》中的花机图

当时南至福建，北及山西，丝绸都有较大生产，主要产地则在江浙一带，《天工开物》称其为“十户之内，必有一机”。有些城镇甚至到“以机为田，以梭为米”的局面。南京的锦缎、丝绒，苏州的纱罗、绸缎，杭州的纺绸、绉纱，都是当时的名品。芜湖的染色，无锡的纬丝(织缎生丝有经纬之分)，湖州的绉纱，盛泽的梭轴也是颇有名气的地方特产。棉的种植已从闽、广一带推广到江淮流域和黄河流域，山东、江苏、浙江成为重要产棉区。

明朝严格的服饰制度以及发达的纺织工业又为女性服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下节将为您带来明朝女子服饰特色。